jacky
问题补充说明：上面
我与哥哥孝严，出生在广西桂林。不久我们被带回江西左微九植置温为路传视静南昌的外婆家，至到民国三十八年迁到台湾定居新竹，皆由外婆及舅舅抚养。
来自由于母亲去世时我们才几个月大，可说对母亲我们没任何记忆。根据外婆描述基向游房石京音沙，母亲的字写得很好，人也长的娟秀，做事果断，能力强，同时对外婆十分孝顺。我自己后来得到一些资料和当年照片，也获得母亲念完高中便加入救国行列，接受青年团的训练时作风如同男儿，个性明快果决，一点也不保守拘泥，在当时，可算360问答是蛮有新观念的时代女性。
外公家境非常好，印晚该很厚光象中南昌的老家是一幢非常大的宅子，气派的正门上有两个铜环扣，门口一对石獅子，若大部营题院大的天井连接二层楼房，规模宏伟。外公是典型的读书人亚拉若，成天是吟诗作对，读书写字。外物衣接婆则是个慈祥的女子，但个性很坚毅，对我们惜疼之径中，自有其执著的原则。时局动荡，大人们讨论东渡问题，外公因为舍不下庞大的家产以及孩子们，不肯离开大陆，外婆则和舅舅决定带着孝严和我来台湾。
外婆随身带了些现款和首饰，但因为考虑到短期内就要回绍棉占去，数目并不多，足够我们一段时样间的需用。没多久，我们的生活就捉襟见肘了。从当时整个社会来说，大家的物质条件几乎都很差，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我并不觉得苦。
舅舅为了挣钱，自己做包子，解职围类息馒头，在市场摆个摊子，做起生意来。陆续卖过钢笔，袜子，还有塑胶皮带等零星物件。我也陪着去，时间长了才明白，不这样辛苦卖力，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着落。因为家贫，买不起鞋，外婆就亲自缝鞋面纳鞋底为我们做很究转育布鞋。不过我们平常上课多半打赤脚，同学也都这样！而且不穿鞋，跑得蛮快的。小孩子爱玩，地面再烫或再冰都满不在乎。偶尔碰到正式些的场合不得不穿鞋，反而些挥行有些不自在。
衣服，寻常就是一件卡其布的制服。文具用品也总是省着用，偶尔添支新铅笔就欢欣不已，钢笔，那是很奢侈的梦了。当办甲时最羡慕的就是家制间李判密贵境较好的同学有单车可骑，多陆请族操价既好玩又神气，每每总想跟他们借，骑来过过瘾。
我们的房子十分简陋，甚至没有一间浴室。屋内堆了一些空的木箱子，便拿来在厨房一角隔个小间，勉强算做“浴室”。水壶烧点热水，再对冷水，倒在木盆里来洗澡，后来换成厚的铝制盆，用肥皂洗澡，那便是当时生活的最佳写照，
有时我们穷得连米钱都付不出，欠了几次之后，米店再也不肯让我们赊账了。这时我们只好改用便宜的面粉，由舅舅自己做馒头或加点青菜煮面疙瘩。十分困难的时候担各群句，连面粉也买 不起了，就只好吃带壳的煮花生。我们放学回家，见舅舅在揉面，就知道要吃馒头：见报纸包的一大包东西，便知道守地础冷渐奏界差由经是吃花生的日子，一颗一颗地把壳剥开，总得吃个几轮考宽损餐。这段生活经历，让我早早的就能体会人生真实的一面，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艰苦奋斗过程。小时候我们房里有两张竹床，小的一张外婆睡，大的一张我跟孝严挤，从小这么推来推去，挤来挤去，到高中都没分开过。如今想起那些事，仍觉得回忆。在竹林念东门国小时，因为同学多半是本省人一说话就是台语，几年下来，我的台语锻炼得十分流利。升初中时，因为有一位很熟的吕华先姑姑在中坜担任数学老师，建议我们兄弟俩到她那儿去，以便就近照顾，把数学底子打好。就这样，我们中学就到中坜这个客家庄读，三年熏陶下来，连客家话也很擅长了。
外婆和舅舅对我们俩个小孩，爱当然是极爱，却丝毫不溺爱，无论求学，做人都管得十分严格。每天我们必须自已整理内外的环境，穿衣，吃饭，与长辈亲友的应对进退细节都有一定的规矩。小孩子总是有些调皮好动，我小时候也不例外。记得我因为十分讨厌补习，往往到老师家待一下就溜出来，跑到电影院瞄准了一个大人就跟着进去看电影。散场后，出来一看，外婆和舅舅都在门口，他们料我必在那儿。逮了回去少不得要罚跪，跪完了，外婆再把我叫到跟前殷殷教诲，务必叫我晓得为何遭些责罚。
家中对我管教如此之严，但我小时候并不真正懂得念书的义意和乐趣。一直到了初中也还是一样。班上同学以农家子弟居多，大自然里长大的孩子顽皮透了，跟着他们，往往早晨十点左右就把便当吃完了，中午花样更多，拿着空便当盒，到田里抓泥鳅抓吓子，生火煮来吃。夏天便跑到河里去游泳，整个生活充满了田野的乐趣。由于家里要求得十分严格，调皮好玩之余，我的功课倒是尚能应付。初中那段日子，舅舅要求我们兄弟俩每天要将上过的国文和英语，利用下课时间抄一遍代回来。不这样做就拿不到零用钱。舅舅以为，不管你懂不懂，爱不爱念书，抄过一遍至少记着一些，同时还可练一手漂亮的字。我小学初中都不曾主动地勤奋学习，而自小被严格要求埋下的种子，直到高中之后才萌芽。我如同开窍一般，突然懂得了念书的方法，并且体味到其中的乐趣。
念大学时，孝严与我在东吴，家中经济依然拮据。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让我们相当困扰。譬如在小店包饭，我们总无法把每个月的钱一次缴清，小饭馆的老板人不错，见你钱没激齐，他也不吹你。饭仍照样吃，菜仍照打，只不过他有个妙方法，小店里备有小黑板，名子都在上头，“正”字为记，欠一天划一杠，交了钱合算一下又擦掉几杠。我和孝严每个月都榜上有名，甚至欠到十几天，得等舅舅从新竹寄钱来才能一点点地还清。
房租也是一样的情形。我们住的房间很小，一开门就是厕所，图得只是便宜。激房租的时间到了，房东老远就扯开嗓门，我们兄弟没有办法，仍然硬着头皮继续住。开学时的学费也大费周章，不止一次，我们找申丙老先生作保，他带我们到石超庸校长的办公室，盛赞我与孝严都是很好的孩子，应该特准先注册后交钱，并写下保证书，担保我们真得付不起，责任会由他负，于是我们得以拖拖欠欠，一年一年把书念完。
从小外公就教我们吟诗诵词，而舅舅也注重培养我们在古文方面的兴趣。长此以往，兴趣被酝酿得十分深厚，进入东吴大学中文系之后，我读起书来如鱼得水。不过因为大一那年，家中发生了一起法律纠纷，竟使得我改变了一生的发展方向。
纠纷起因是舅舅向人家借了钱，真正的债权人并末提出诉讼，而另外一个人上法院查封我们住的房子。舅舅十分苦脑，总觉得整件事不对劲，欠了钱是没错，对方有权诉讼也没错，但是绝不该由此人来告。至于应该怎么办，他又没主张，买了一本＜六法全书＞看了半天，最后房子仍然逃不过被查封的命运。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刺激，我想，如果我当时读的是法律专业，就不至于全家一筹莫展，起码诉讼会写，基本槪念了解，应享受的权利就不会平白丧失，也许查封之事尚有挽回的余地。因此心里便暗暗决定要转法律系。
我转法律系的人太多了，却只有一个名额，我考了第二。没转成，到了二年级想转，没有名额。到了三年级我仍然想转，但是，当时有位老师告诉我，中文系即然念了两年，再转法律系的话会耽误许多时间，不如先把中文系念完，文字基础深厚了，再来念法律系，效果会更好。他列举几个前辈，如端木恺，王绍堉先生都是先念完大学再读法律系的，建议我也可以走这条路。
这番话我确实听进去了，于是便扎实地把中文系念完，当完兵，再回东吴从法律系二年级开始读起。东吴法律得修五年，因此我的大学前前后后念了八年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。
由于确实尝到书味，故读书总比别人细心。在法律系，每次考试前，同学总会要求我在课堂上帮他们把所有的课程复习一遍，所以对于法学的脉络，我有了较清楚的认识。
离开东吴，我赴美念书，先是在得洲南美以美大学念政治学硕士，隨即又到路易斯安那洲的杜兰大学念法学硕士和博士，直到民国六十七年才回到岛内，算算这年我整好34岁，跟早先立下35岁前全心念书的计划颇为吻合。
我始终以为只有认真才有收获。学习的意念决定你所能得到的内涵。不管在那个阶段，都得抱有高度的热忱，不断学习，才能有所获益。回想在岛外求学的那段日子，确乎是专注，在课堂上写的笔记因为速度太快免不了潦草，回去又听录音带再誊一次做成完整正式的笔记。这样仔细下功夫之后，我有足够的敏锐度去判定怎样才能学得多，怎样才能抓得着要点。后来，当我执起教鞭，倒也颇能提供给同学们许多参孝。
在美国的六个年头，为了赚取学费，每个暑假，我都得打工。第一个暑假蒙同舍的一个念经济的老美介绍，我天天搭他的车子到盖房子的工地去挖地基。美国式的屋子结构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负责把地基挖好，钢架竖好，灌水泥，其它部分就是别人的事。挖过一处又一处，顶着得州有名的毒辣的太阳，汗水倾泻不止。第一天下了工回去，十个指头都磨破流出血来，只好包起来，第二天再去，懂得代手套了，再做几天，连手套都磨破了。整个夏天，我都与大批笨重粗糙的钢筋水泥周旋。记得一个小时可以赚3美金，待遇算是很好的，所以幸苦也就在所不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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